• 《共产党宣言》在刻画资本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生产力超增长和全球化的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学说都可以归为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
  • 韦伯把现代化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人们通常把工具理性理解为对达到目标的手段的精密计算,它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的理性化,似乎工具理性与目标无关。这是对工具理性严重的误解。
  • 苏格拉底及其热心的年轻追随者们发现,传统道德体系在逻辑上没有基础。
  • 这些步骤体现了用工具理性组织军队,将其改造为不依赖个人的最有效达到目标之机器。从此以后军队不再是个人的勇敢行动,而是像一部接收指令而行动的机器。
  • 一个成年人有权利去看三级片、逛红灯区,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这些行为都是好的呢?显然,这些行为并不能被视作一种好的行为,但是,成年人完全有权做这事。
  • 为什么个人追求利润是正当的?为什么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市场经济是合理的?中国人通常都用它能促使生产力的进步为理由。但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是一种道德论证,道德论证中应然(应该如何或什么是对的)不能用实然(事实上如何以及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利益)来证明。
  • 也就是说,一旦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最终根据,正当的社会组织再也不是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而是为个人服务的大机器,甚至家庭和国家亦变成了一个契约共同体。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把婚姻界定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器官能而产生结合体”,并从契约论推出家庭义务。
  • 西方十六世纪后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体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不再用人所属于的(和终极关怀和谐一致的)共同体性质和关系来界定自我。
  • 公民根据城邦道德(它规定了每个公民权利和对城邦的责任)参与统治;在这种强调道德责任的组织原则中,唯有公民才具有这种道德和能力,故组成整体之最小单元(部分)只能是公民。
  • 一旦社会不再被视为有机体,人意识到自我是individual(个人)时,孤立的个人面对上帝,虽然仍可以用信仰的灵魂界定终极关怀层面的自我,但我属于哪一个共同体不再有明确答案。
  • 美国的独立,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亦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
  • 事实上,经济超增长是现代性三大基本要素都已确立的结果。其直接表现为市场经济可以越出国界不受限制地扩张,这就是十九世纪开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第一次全球化。
  • 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正是指民族认同使得现代政治(契约)共同体得以形成,它通过立法保障私有产权、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价值的主导地位,以使社会契约关系可以互相整合并不断扩展。
  • 保障超增长的耦合需要经济、政治和现代价值(文化)三个子系统,其中通过现代认同形成的政治结构是促成耦合整体稳定的关键。
  • 事实上,无论是科学技术发明转化为产品和新工艺,还是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都需要资金、劳动力、信息有效地组合,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自行组织起来。
  • 现代市场经济在英国的成长绝非来自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自发扩展,而是由国家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推行一系列立法造就而成。
  • 在某种意义上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从不同方面刻画了同一个过程,这就是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
  • 在西方,道德的基础是对上帝的信仰,越是将信仰视为和日常生活的逻辑以及和自然界无关,道德和理性的二元分裂越彻底。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教徒而言,他一方面遵循社会秩序规定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世界的除魅,可以将理性运用到改造自然和一切日常生活事务中去。
  • 我们必须强调,只有古希腊罗马法律和理性精神纳入基督教,西方文明才能成为孕育现代价值的温床。
  • 另外,法律背后的精神是理性,一旦法律成为基督教有关社会制度正当性之根据,就必定要求理性亦成为信仰的一部分。
  • 对于德国人而言,民族文化是一先于国家的历史存在,民族国家乃为文化和精神之载体,而非一个个个人的集合。因此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靠德国人公民自决而产生,而是通过普鲁士在一系列征战中显示日耳曼民族特殊认同符号而建立。
  • 它不需要依靠来源于加尔文教彻底个人主义式的对统一共同体之主观认同,只需利用现有的政治权威,斩断终极关怀和原有政治有机体之联系(工具理性随之出现),或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它们可以是学习的产物)的正当性基础,进行立宪实行宪政即可。
  •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 换言之,现代化后进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文明要是不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全人类被迫面对一种史无前例的挑战,这就是必须有意识地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由此,全球化冲击下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波澜壮阔地展开了。这是有别于轴心时代以来传统社会各自演化的全新过程。
  • 俄国宣布解放农奴改变米尔制度,东正教社会痛苦的现代转型揭开序幕。日本则进行明治维新。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了两次痛苦的鸦片战争,开始了自强运动以应对全球化冲击。甚至正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印度,亦第一次出现了建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尝试。
  • 把现代事物特别是制度(如市场经济、现代政治的制度和科技广泛运用等)学习过来之时,人们必定会问:为什么这些制度是正当的?
  • 要引进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就必须解决它们与非西方文明原有的信仰和道德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化解其冲突。如果该问题不解决,引进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不仅不可能生根,而且会导致原有社会崩溃。
  • 到今天为止,在相当多的伊斯兰社会中,传统精英(伊斯兰教的本土宗教领袖)仍无法接受工具理性所必需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由此引起对学习之厌恶,这正是二十世纪原教旨主义兴起之温床。
  • 文化现代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着本土的价值在外来冲击下和外来价值结合,成为其引进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之根据。
  • 明治维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互相对立的过程,一是王政复古,二是全面向西方学习。这正好揭示了日本能迅速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机制:理性和终极关怀(神道和儒家道德)的二元分裂,一方面使得日本可以迅速学习西方制度,同时通过王政复古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 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前提是天皇(加上国学和神道)为民族认同符号,以及用民族主义(日本主义)实行立宪。
  • 但是,在德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中,国家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它或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如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或是某种最高文化价值的实现(如日本忠于天皇)。这时,必定造成了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在这种民族主义的视野中,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亦不一定是民族国家组成的契约共同体了。
  • 简言之,源于西方(严格地说是来自天主教文明)的现代社会结构要被全人类接受,其前提是其他轴心文明(特别是大帝国)能通过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学习亦成为现代社会。
  •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代表了对工具理性的否定,第二个来源(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则记录了对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以致形成全盘颠覆性的理论,而第三个来源则刻画了对社会契约论和民族认同的批判和取代。
  • 黑格尔认为,当精神(观念)创造出与它相对应的现实后,精神还能再一次对这被创造的现实进行反思,产生对上述过程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更高一级观念之诞生。
  • 据此,博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有三个要素,一是必须由市场来决定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二是金本位制;三是货品必须能在国际间自由流通不受阻挠或保护。事实上,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有第四个要素,这就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来的劳动价值论。
  • 本来市场分配基于自主的个人自愿交换,它无疑是正当的;而剩余价值论证明交换中存在剥夺,这就等于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不具正当性。为什么基于个人权利的自愿交换会是不公正的呢?唯一的解释是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也就是说,个人权利再也不是普世价值,当然亦不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最终标准了。整个自由主义的基础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 或者说,现代社会整个认同结构都是被商品社会异化了的,民族更是无意义的。人类必须形成全新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称之为人的解放。这里,既存在对传统认同的否定,也是对现代民族认同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