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希,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早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一度赴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回国后开始在教学之余翻译数学与文学作品。终因热爱翻译,调至上海译文出版社任外国文学编辑。精于法国文学翻译,其译笔准确传神,清新雅致,举重若轻,为读者、评论家所推崇。
  • 一个译者,未必能“还原”作者感觉的过程,但他应尽可能地去感觉作者曾经感觉到的东西。
  • 由此看来,要找对感觉,非得先把自己浸润到译事中去。
  • 汪曾祺的女儿描述父亲全神贯注构思时,“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上,像要生蛋的鸡”。
  • 艺术是以感觉为准绳的,这话说得真好。
  • 我想,理想的译者在翻译时,既要用眼,也要用脑,用幻想,(脾脏怎么用,恕我不敢妄言,)更要用心,用自己善于感动的心去贴近原著,去贴近作者的心。
  • 让人感叹的是,浮躁成了一种时髦的流行病。时下充斥图书市场的很多译本,就出于此病患者之手。
  • 也许不妨说,善感和耐静就是翻译家该有的气质。
  • 傅雷先生服膺一条原则:“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 畅达的译文未必信,辞不达意的译文必定不信。我相信这也是翻译的常识了。
  • 一读之下,悚然意识到我把lacher son eau给译错了。照字面上看,这是“放他的水”的意思,我译成“放水”,忽略了“他的”两字的讲究;放他(身体里)的水,其实是隐指“小解”。
  • 但是有时候译得太准了就会把似通的不通变成不通的不通。或是把双关的笑话变成不相干的不笑话,或是把押韵的诗变成不押韵的不诗,或是把一句成语变成不成语,在这些例里,那就因为要达原书原来要达的目的的起见,只可以稍微牺牲点准确的标准。
  • 杨必先生的《名利场》也是名译。前面举过的那个例子里,说到有个死者是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杨必把一个good分别译成五个不同的形容词,译文读上去格外流畅:死者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
  • 王先生在译本前言里说,杜拉斯“运笔又偏于枯冷,激情潜于其下”。而王译恰恰似乎多了些缠绵,多了些腴润。
  • “传神”这两个字很神秘,谁也不敢说“传神”不好,但过分强调了,就会出问题。首先,“神”是什么?恐怕主张“传神”的朋友们也不大说得清楚。我认为,“神”是最主观的东西,甲认为是“神”的,乙也许认为是“鬼”。诗中真的有“神”的话,也一定包含在诗的文字之中,只要把原诗的文字如实地译过来,“神”不也就跟着过来了吗?再一层,原诗的“神”如果隐藏在文字之内,译者如果把它明译过来,这就是最大的不忠实。
  • 它的碗盏呆笨而气氛呆板;它的汤味淡薄而餐巾单薄。
  • 但遗憾的是,原文那种轻快、俏皮的色彩,读者恐怕很难领略到了。
  • 这是一个隆盛之世,但也是一个衰微之世;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新纪元,但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新纪元。
  • 喜不喜欢用四字句,也是个文字趣味的问题。
  • “酥胸”是滥调,是鸳鸯蝴蝶派的词藻,而原诗是宁从朴素中求清新的。
  • 这里涉及翻译中经常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多义词的不同义项中,挑选最贴切的那个释义。
  • 我的译作,都是七改八改改出来的。不仅自己改,有时朋友、读者也帮着改。
  • 从慢镜头下来看,就是分解了主句、分句、各式词组之后,重新组合的时候,译者还受原句顺序的束缚。这就需要一个“冷却”的过程,摆脱这个顺序。孟德斯鸠论翻译拉丁文的困难时说:“先得精通拉丁文,然后把拉丁文忘掉。”“把拉丁文忘掉”,就是我说的“冷却”。
  • 不查词典不行,不看上下文也不行——哪怕下文在相隔七章之遥的地方,也得接上这个茬。
  • 其实,查词典可以说是对译者最起码的要求(想想鲁迅先生说的“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吧)。可是它却仿佛成了道“坎儿”,多少好汉居然就栽在了这上头。
  • 存疑,是细查词典的出发点。
  • 翻译中有些疏忽,有点闪失,是在所难免的。但若能在下笔时,从语法(对和不对)、修辞(好和不好)和逻辑(说得通不通)的角度审视一下译文,情况就会好得多。
  • 朱生豪先生是我极为钦佩的翻译前辈。但正如 Pope 所说,To err is human(人人难免出错),何况当时朱先生手边的词典未必有如今这么完备呢。
  • “流形”因“杂然”而得“多样”的神韵,又由一个“形”字坐实了空间的本义,堪称绝译。
  • 文集不同于普及本,书名直译,自有一种严肃的意味。
  • 都说法语的读音比英语容易,因为大体上是有规则可循的。但怕就怕例外,而例外又往往落在地名、人名的读法上。
  • 我向往着能看看原文里这些美妙的话是怎么说的。终于有一天,在已经当了大学数学教师以后,我每星期到外语学院的蓝鸿春老师家里去一次,悄悄地学起了法文。
  • 他还对我说,翻译在他看来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化学反应,有时需要添加催化剂。
  • 所以他碰到觉得用外文词句更便于表达意思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把它们一个个、一句句“镶嵌”在了中文里。
  • 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有时给我的感觉,就仿佛能在白皙细腻的皮肤下面,隐隐约约看见淡青色的脉管似的。
  • 结果他看中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历史》的英译本,觉得这个译本的文体正好可以用来译戴高乐,“于是他就心安理得地用之为他的模型”(林以亮,《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 译小说的,最好是个杂家:历史、地理、植物、心理、音乐、美术、渔猎、打球,样样都懂一点——至少,知道得怎么“恶补”。
  • 翻译,译到读者“一看就不懂,而且越看越不懂”的地步,可谓绝译也。
  • 一部翻译作品,要是能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地传达出来,那就是好译品;而要是准确到了精准的程度,传达到了传神的地步,那就是精品了。
  • 但奇怪的是,有时候两个译法就差那么一点点,给人的感觉却很不一样。
  • 苏秀告诉我,孙渝烽当年听陈叙一说过翻译《简·爱》的“糗事”:因为脑子里老想着一段台词怎么翻译,他洗脚时居然没脱袜子,就把脚伸进了水里。
  • 我意识到有两种腔调要尽量避免:数学腔和翻译腔。数学有它的一套语汇,诸如“因为……所以……”、“若……则……”、“对于任何……存在……使得……”等等,这套语汇自有它简洁的美(这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但跟小说语言可以说是相格的。至于翻译腔,几乎可以说随处可见,有时简直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译书时容易被外文的句式、语序牵着鼻子走,更得时时提醒自己。
  • 两相对照,我悟出一个道理:翻译实际上是摆脱不了译者个人色彩的,有多少个译者,就有多少个不同的译本。
  • 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果硬套的话,甚至会译出“您这个混蛋”之类的话来。
  • 因为,在这部作品里,马尔罗第一次表述了他对生存荒诞性的认识,而这正是他那对抗死亡的哲理的前提。
  • 也就是说,我恐怕不宜翻译跟自己气质相距较远的作品。
  • 胡先生是我在复旦念书时的导师,她和谷超豪先生都是科学院院士,这样的院士伉俪屈指可数。
  • 正因如此,本书目的之一,就是让读者重新养成看书时随手作图的习惯。
  • 我接受了出版社的正式约稿。但是在心底里,我隐隐约约感到,这辈子只怕是逃脱不了文学翻译的诱惑了。
  • 我译得很投入,但很缓慢,直到四年以后才完稿。这四年间,家里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故:1986年6月母亲病故,1988年初父亲病重住院。全书翻译的最后阶段,正是父亲生命的油灯即将点尽的阶段。
  • 写到这里,不禁感慨系之。1984年起译,1993年出书,又是一个十年。十年啊十年,一个人就这么生生地给催老了。莫非这正是上苍对自私者的一种惩罚?
  • 普鲁斯特的文体,自有一种独特的美。那些看似“臃肿冗长”的长句,在他笔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异常精彩的。
  • 我不是科班出身,更是不敢有丝毫怠慢,经常一个词得查不止一次词典,往往还得细查法文原版词典,以求把握确切的含义。
  • 不过,说是录入,其实是边录边改,不时还要停下来苦苦地想。即使得空整天坐在写字桌前,一天也只能译五百字左右,速度是空前的慢。
  • 他后来在一篇写我的短文中,称拙译“译笔文采斐然,读起来如沐春风”。这当然是过誉,但我读起来却也不免“如沐春风”——在下的虚荣心由此可见。
  • 韩沪麟和我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合译《基督山伯爵》(他译前半部,我译后半部)。当时,我俩谁也没想到这个译本会成为印数高达六十多万册的畅销书。
  • 至于末尾的s,为什么念唐泰斯时发音,念唐格拉尔时不发音,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理由:法国人这么念。
  • 不料那位女士事后对鄙同事说,基督山的译者并不风流倜傥嘛。话说得这么率真乃至天真,我在事后的事后听了,只觉得又惭愧又好笑。
  • 福楼拜视文字、文学为生命,每一部作品,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果。这样的作家,有机会翻译——认真地重译——他的代表作,当然是译者的荣幸。
  • 他曾在已经译出三万字的情形下,毅然退出《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队伍,理由仅仅是他觉得译文达不到自己悬定的标准。
  • 写管写,译管译,判若两人。译应像写!
  • 《小王子》更让人终生难忘:这真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虽然我们把它叫做童话,其实它也是给大人看的。整部小说充满诗意的忧郁、淡淡的哀愁,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出了引人深思的哲理和令人感动的韵味。这种韵味,具体说来,就是简单的形式和深刻的内涵的相契合。整部小说,文字很干净,甚至纯净,形式很简洁,甚至简单。
  • 这是一本可以在孩提时代听妈妈朗读的书,也是一本可以在青春时期和恋人一起含情脉脉默念的书,更是一本可以在任何年龄让自己再感受一次纯真的美、再为纯真的美而感动一次的书。
  • 是的,他不写重大事件,但他写世态,写哲理,写人物(不仅仅写心理),写大自然,写椴花茶这样的“静物”。
  • 我从事文学翻译这个行当,完全是半路出家。
  • 同班的同学看数学书能到入迷的境界,可我道行浅,真正让我沉潜其中的还是小说。
  • 在复旦读了五年数学,毕业后派在华东师大当了二十多年数学教师。但最后我决然改换门庭,到出版社从事文学翻译、编辑工作。
  • 我从小喜欢看书,少年时读小说之多、之杂、之快,现在想起颇有恍若隔世之感。
  • 到了国外,对人生定位的思考很自然地跟在国内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巴黎高师这样一个随处都能感受到哲人余韵的宽松环境里,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觉得人生道路宽广得很,改行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并非大逆不道。
  • 好在当时精力还较充沛,似乎还能一心二用,就一边教课带研究生,一边翻译波伏瓦、大仲马和都德。
  • 举例来说,Cauchy的极限定义仅仅短短两行,我却始终觉得它几乎是人类语言之美的极致
  • 每译几段,你就会预感到前面有美妙的东西在等着你;那些无比美妙的东西,往往有层坚壳包着似的,打开壳,你才会惊喜地发现里面闪光的内容。
  • 我给自己悬定的翻译标准是:一、(肯正襟危坐的)读者能顺利地往下读,二、(有文学趣味的)读者能从中读出它的好来。
  • 里尔克(Rilke)曾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你要爱你的寂寞。”我觉得这话就像是对今天的译者说的。翻译,寂寞而清苦;但是,能把职业当作事业,能使技术成为艺术,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能从苦中尝到甜的滋味,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