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生活在一种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这一运动、流动和过程把我们投入了无休止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漩涡之中。
  • 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以充分的意识研究他的世界,并改变它以符合自己的目的。
  • 当代状况迄今为止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一种状况一般地说来是怎样的?它表现出哪些方面?对于人的本性的问题,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人类正走向怎样的未来?
  • 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同发生。
  • 一支是对辉煌未来正在到来的信念;另一支是对一种不可能从中得到解救的深渊的恐惧。
  • 辩证法自身揭示了人类意识的转变。意识的每一次搏动都是由自我意识发动的。
  • 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第二大原则是个体自我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of selfhood)。至于第三大原则,是我们在西方人那里发现的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即世界是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
  • 人很自然地想要通过他的这些成就来探明存在的本质,直到他惊恐万分地从他为自己造成的空虚中退缩回来时为止。
  • 人的存在主要是由他在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中的生存所构成。
  • 这种指向当代的自我肯定的冲动,其极端形式就是鼓吹当前,颂扬昙花一现的事物——仿佛关于当前的真相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似的。
  • 不管取哪一种看法,那被我所把握的,都不是总体的最终根源,而仅仅是可以达到的诸考察面之一。
  • 今天的人口所以能达到庞大的规模,全是由于这样一架各部件彼此相接而运转起来的巨大机器,每个工人都是其中的齿轮上的一个轮齿。
  • 古斯塔夫·勒蓬曾有力地分析了作为“群伙”这类暂时统一体的群众所具有的特性——冲动、易受暗示、不宽容以及无常易变。
  • 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的人不再是他自己的孤立的自我。个人融化在群众中,不复是他在单独自处时的那个人。
  • 群众秩序的巨大机器已经巩固的时候,个人就不得不服务于它,并且必须时常地联合他的伙伴来整修它。如果他想要以理智的活动来谋他自己的生活,他会发现很难这样做——除非同时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 今天,即使一场思想运动也需要吹捧的热潮。那平静而朴实地从事活动的岁月似乎已经一去不返。
  • 人是作为某种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而生活着的,他通过记忆和展望的纽带而与这种环境联系在一起。人并非作为孤立的单元而生存。
  • 然而,如果他想要“成为他自己”,如果他渴望自我表现,那么,在他的自我保存的冲动与他的真实的个体自我之间立刻就形成一种张力。
  • 只要人开始对自身有充分的意识,生活秩序的界限就会变得明显起来。
  • 但是供应的方式使我们在这些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乐,因为它们之来到我们手中成了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具有由成就感所带来的兴味。
  • 由于每日新闻报刊、现代旅行、电影、无线电等等在技术上征服了时空,交往的普遍化已成为可能。不再有什么事情是遥远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
  • 简洁与直率胜于雄辩滔滔。控制与组织化具有最高意义。
  • 想要按一般常规行事以避免由于不同寻常而引起旁人惊怪的愿望,导致了典范行为的建立,这种典范行为在一种新的层面上重建了类似于原始时代禁忌规则的东西。
  • 私人生活则成为刺激与厌倦之间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但又迅速被遗忘。没有前后连续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
  • 这些冲动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比如,热衷于数量上的庞大,热衷于现代技术的发明物,热衷于声势浩大的群众;狂热地崇拜名人的成就、财富与能力。
  • 每一件事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可是却没有一件是真正真实的。
  • 已有人指出,在现时代,人们是像沙粒一样被搅和在一起的。
  • 有一句深刻的格言说,人皆应各得其所,去完成造化赋予他的任务。但这句话对于上述的人们来说已成为一句谎言,对于感到了自己被遗弃而漂泊不定的人们来说是虚弱无力的安慰。
  • 他所做的事固然有其意义,但一旦完毕便烟消云散。
  • 这种生活的基础在于忘却。它对过去与现在的视野缩小到了如此地步,以致除了赤裸裸的当前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留存在精神中。因此生活就按其常规进行,没有记忆与预见,缺乏那可以通过有目的地、抽象地观照在这架机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获得的活力。
  • 这整个机器由一个官僚集团所操纵,而官僚集团本身也是一架机器——被归结为机器的人。
  • 没有人,机器不能继续存在。
  • 不作思考的普通人只是在无需他自身创造性的条件下尽其所能,在这些条件下,他并未被要求自己去思考。他必须在一个集体中工作,这个集体就他看来是自在自存的。
  • 他并没有必要去探究事物的根本。在他的路途上所遇到的困难,都由为指导他而设立的准则与规章给消除了,或者由他盲目地服从命令的那种顺从给消除了。
  • 命令的发出者是以一种彻底的责任感来发命令的,而命令的服从者则完全地理解他正在做的事情的理由。
  • 群众的权力借助于群众组织、多数派、舆论以及绝大多数人的实际行为而依然有效。
  • 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没有领导,没有统治,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群众生活。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领导,各种各样的分崩离析、哗众取宠、欺蒙诈骗才屡见不鲜,令人恶心的市侩作风、拖沓推诿、折衷妥协、考虑不周的决定、吹牛行骗等等才司空见惯。
  • 与各类群众不同,这种原初的人类之爱是自然地发散出来的,是完全不依赖他物的。
  • 甚至性生活都要技术化,即符合卫生学的安排以及遵循各种旨在巧妙地掌握其过程的规则,以使性生活尽可能地带来快乐和避免冲突。
  • 爱仅仅通过生存的自由才确证自身,它已经把性欲包含在自身中,既未贬低性欲,也未承认其色情的欲求。
  • 凡想继续存活的人必须将他的劳动力运用到极致,他必得不停息地工作,屈服于不断增强的驱迫力。
  • 然而,更为要紧的是,那些真正有病的人越来越无法相信他们有可能得到医生在当下一段时间里全力以赴地提供的全面、科学、准确的诊治。当不再存在真正的医师时,人就丧失了他作为一个病人的权利,因为,这架原是要让医师供群众支配的机器,由于它的作用,已使真正的医师不可能存在。
  • 但是,提高体育运动的乐趣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在目睹同观看者自己命运无关的人经历危险与毁灭时所具有的快乐。
  • 体育运动不仅是游戏,不仅是纪录的创造,它同样也是一种升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恢复。
  • 这个世界惟一存留的物质都将是已经被人所塑造的东西。这个世界本身将会像一幅人工风景画,它将在空间和时间中完全由人造的机器所构成,这机器是惟一的产品,其每一个组成部分都通过不间断地起作用的交往工具而保持彼此的关联,人类则被有序地禁锢在这架机器中,通过联合劳动,继续不断地为自己谋取生活必需品。
  • 技术的进步并不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是在每一阶段上都引起新的困难,并为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带来新的任务。
  • 通过对总体的研究,我们知道,人类永远不可能肯定地达到一种彻底合目的的生活秩序,因为生活秩序本身被内部的种种对立所撕裂。
  • 我们不仅发现——具体地说来——国家与国家、党派与党派、国家意向与经济利益、阶级与阶级、一种经济势力与另一种经济势力之间的斗争,而且发现那些造就我们生活的力量自身就充满了矛盾。
  • 人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他运用他的理性并且和他的同伴合作,不断努力安排对群众需求的技术满足。因此,他必须热情投身于对这个世界的管理,否则他自己就要随着这个世界的衰败而消亡。
  • 这种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并且发展成为精神的力量。但是,当它声称自己不仅仅是对有目的的行动的理性控制时,当它要求作为生活整体图景的绝对地位时,可以说,它已变成了一种教义或一种信仰,精神不得不要么接受它,要么拒绝它。
  • 从那些在生活中失去方向的人的口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词语:“生活的神圣”、“死亡的威力”、“人民的最高权威”、“人民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人民的事业”,等等。
  • 共同行动的联盟压制竞争,但人们却用“普遍利益”的漂亮词语来美化这种压制。
  • 而已经出现的新世界则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机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为它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
  • 其结局就是,外在的炫示代替了真实的存在,多重性代替了统一性,喋喋不休的喧嚷代替了真正的知识的传播,经验代替了实存——一句话,是永无止境的重复仿效。
  • 既然科学已使我们头脑清醒,我们就认识到这个世界已成为无神的世界,而任何无条件的自由律已退出舞台。剩下的只是秩序、参与和不干扰。
  • 当然,理性的见识所具有的真理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但是,人自身所是的真理、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却在人与人之间各不相同。
  • 人在努力探求这个世界中的最高权威时,无论前进到哪一步,在决定一切的根源这一点上,总遇到某种既超越国家也超越教育的东西。
  • 国家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维护群众秩序,因为这个秩序只有凭借国家才能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它同时能够提供对群众秩序的防御。
  • 国家要求有权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马克斯·韦伯)。
  • 过去,单个的人不得不随时准备亲自用武器保卫和扩展自己的生活。而现在,他已成为由国家引导的暴力之合法运用的工具。
  • 对于个人来说,精神的状况即是要求他使自己适应权力的现实,因为他只是由于这种权力的存在才生存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权力也是他自己的权力。国家如果只是暴力的盲目运用,就不成其为国家。它之成为国家,只是由于种种精神行为的成功作用,这些精神行为由于自己的自由而知道自己是同现存的现实相联系的。
  • 国家是人的意志的表现,是每个个人都参与其中的一种普遍意志的表现。
  • 国家就其本身而言,既非合法,也非不合法。它是不能从任何别的事物中推论出来的。它是已被授予权力,并以权力自居的意志之自我建立的生命。
  • 诉诸情感的滔滔雄辩并没有使彼此竞争的党派意识到生活的决定因素,相反地,却使它们看不见真相,看不见现实。人们或者在内心深处相信生活的历史转变是我们的命运,或者盲目地安于一个幻想中的人类博爱世界或一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不管是哪种情况,人与人的主要差别始终沉没在生活的快乐和痛苦之中,直到未曾预料到的毁灭表明他们枉然的自欺欺人时为止。
  • 这种人缺乏这样的责任感,即他首先自己就在这个世界中,就他未曾尽其所能去决定将发生的事而言,他应认为自己对于任何罪恶的发生都负有罪责。
  • 凡在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在这一领域中尽其所能的人,是正视人的实存问题的人。
  • 在强制性的当下现实之外,可能性的无限王国始终是敞开着的。
  • 布尔什维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代表了不费气力的可能性——让我们再次学会不提问题的服从,让我们满足于方便的套话,与此同时,将行动交给某个已攫取政治权力而无所不能的个人。
  • 所有合理的计划都是为了改善生活秩序及其功能,都是为了避免紊乱,都是为了公正、法律与和平。国家的社会意义就是推进这样的活动。
  • 但是,个人的历史意志只有通过认同他自己的特定国家才能实际地起作用。没有人能够改变其国籍而不因此付出代价。
  • 战争是暴力最具体的展开形式之一,因此,在战争中,通过根据预先考虑好的政治决心而进行的肉体冲突,命运得到了表达。战争意味着为信念而情愿牺牲生命,这信念就是对于一个人自身存在之绝对价值的信念,即坚定地认为死亡胜于被奴役。战斗者愈是充分地认识到何者处于危险之中,这样的热情就愈是实际地可能。但是,战争意志愈是远离实际情况,高度的冲动就愈会蜕变而为虚幻的浪漫主义。
  • 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生命毫无疑问地比他人的生命更为重要,而且是世上惟一真实的东西。
  • 今天,我们几乎不可能像席勒和黑格尔那样相信普遍历史是一种世界性的立法。
  • 我们时代的政治历史的基本问题在于人类群众是否能够民主化,即是否通常的人性足以使每个人都能作为一个公民而接受他的一份责任,并且和所有他人一样地意识自己正在做的事。
  • 实际进行统治的是左右摇摆的少数人,是一些官僚,或者是一些由机遇推到突出地位上去的个人。群众只能通过投票的多数来作出某种决定。取得统治权的惟一道路看来就是在选举中为赢得多数而斗争,其手段是宣传、暗示、欺骗和提倡私人利益。
  • 在另一些情况下,作为对国家意识衰落的反动,国家意志则变成一种以专政形式而对统一、权威与服从的重建。而这种重建的结果(国家意识强化到狂热的程度)将是人类自由的丧失,除了野蛮残忍的暴力以外,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继续存在。上述两种转变的任何一种,其结果都是使领导体现为这样的暴力:它由于不是一种达到了真实人性水平的存在而缺乏合理性。
  • 因为,只有当个体自我掌握住生活、以自己的活动抓住生活、实现自身、具备勇气的时候,命运方才存在。
  • 这是一个无限复杂的世界,个人在经过许多年的阅历和研究之后才能部分地理解其中的某一片断。
  • 人不仅是生物遗传的产物,更主要的是传统的作品。教育是在每一个体身上重演的过程。
  • 文化通过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使个人进入对整体的认识。
  • 人们为自身努力争得的自由正在消散而成空洞无效的自由。
  • 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法不时地被改变。这是一个对自身没有信心的时代,它焦虑地关注着教育,仿佛在这个领域中有可能再次从虚无中创造出某种事物来。
  • 青春被赋予一种虚构的优越性,但却达不到其目标。
  • 在接受了质量低劣、随机凑合的教育之后,成年人并未成功地走出一条进入一个世界的自己的路,而是被遗弃一旁,并开始意识到这一事实。
  • 群众并不真正懂得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 国家是使对所有人的持久教育得以进行的框架,因此它关心青年的教育。因为,正是通过教育,才产生出那些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出来维持国家的人。
  • 教师队伍是东拼西凑而成的,彼此之间不能理解,而且受制于机械、呆板的教学课程;至于学校本身,则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共同体精神,有的只是对这种或那种空洞说教的服从,这些说教或者是民族主义的说教,或者是哲学的或社会的说教。
  • 一切事情都杂乱无章,朝令暮改,没能给孩子们真挚、伟大、高尚的教育,这些教育能以永远不会被遗忘的方式影响其个性。
  • 如果另一种方法被采用,那就是国家掌握对教育的支配权,平静而强有力地按照自己的目标塑造人格。这样,我们就以牺牲精神自由为代价而获得一种统一的教育。基本的观点和见解以宗教教条所具有的固定性来加以灌输,知识和技能则被当做感受和评价的方式来传授给学习者。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主义者在教育领域中各自所做的事情,以及我们所听说的自由在美国的衰落,在许多细节方面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按照标准化的模式塑造人。
  • 其实,我们始终发现,政治的活动是作为在一个不可理解的整体中的具体历史状况的产物而发生的。
  • 人们无法迫使命运符合于某种理想。
  • 在政治的领域中便产生这样的悖论:我们正以最大的力量努力去完善的东西是不会被完善的。
  • 教育是通过利用在精神层面上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兴旺发达的。我们时代中的精神必须决定这种尚具可能性的教育的价值。
  • 由于人不可能完成使自己的生活实现为一个整体的过程,所以,他就高扬于生活之上而为自己建造了第二世界。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以自身存在的一般形式确证自己。
  • 精神通过艺术、科学和哲学而创造了自己的语言。
  • 正像国家作为人的联盟能够被摧垮一样,精神也同样能够被摧垮——如果它不再真实地从自身的源泉出发而起作用,而是由于服务于群众及其有限目的而受到歪曲的话。
  • 精神因其散漫于群众之中而衰亡,知识则由于被合理化地处理到让一切浅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了。
  •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文章采取了文学的通俗形式,报纸取代了书籍,散漫随意的阅读取代了对那些能够陪伴终生的著作的仔细研读。
  • 而是要求那种迅速提供给他们想知道的内容并能同样迅速地被遗忘的资料的简洁。读者同他的读物之间不再有精神上的交流。
  • 在现存的教化上的混乱中,人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所说的话全都空洞无物。不仅词语的含意模糊不清,而且那最初使心灵之间得以沟通的真实意义被抛弃了。
  • 如果回忆仅仅是关于过去的知识,那么它就无非是无限数量的考古材料的堆集而已。
  • 整个欧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西方人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 当正在成长的一代走进由机器造成的群众生活秩序的世界中时,他们在今天发现空前丰富而容易获得的回忆手段。
  • 问题于是产生:在其历史性中的实存能够利用所有这一切创造出什么来?
  • 真正的教化宁愿在最低限度的汲取中成为其自身,而不愿在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的变幻中丧失自身。
  • 通过它所完成的变形,那些原来仅仅是专家所明白的东西能够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 如果新闻界要有所收益,它就不得不愈益服务于政治、经济上的各种权力。在这种受支配的情况下,记者们发挥了故意说谎的技巧并为了那些同他们的更高自我不相一致的事情而极尽宣传之能事。
  • 取代这一切的,将是技术成规、单纯的手工技巧、形式、准确的方法等等的因袭,以及最后,还有那些毫无益处的夸夸其谈。
  • 因此,对于那些仍然努力发挥创造性的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将是发现自己的力量被完全阉割了,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发现他们的作品是支离破碎的、不成功的。绝少找得到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承担起那种既需要非凡的创业能力又需要有取悦于大众的才干的工作。
  • 我们时代的这一典型的、突如其来的变化,并不是在不可企及的形式中设法创作具有内在价值的作品以消除技术的纯粹性,而是在随意的更迭中摆脱客观性,趋向一种与客观性完全对立的过度的探索。
  • 今天,艺术似乎都受生活驱使而向前,失去了它们赖以歇憩或者其价值能够保证其表达的圣坛。
  • 艺术所具有的并不是一种超感性的密码的客观性,而仅仅是一种事实游戏的客观性。
  • 群众认识自己,只是向生活索取,而从不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样的艺术里得到表达的,只是人的对立面,即赤裸裸的当下的现在。
  • 我当然是更喜爱古典音乐的。至于现代音乐,就其与整体的关系而言,是令人感兴趣的,而不是具有深刻的感染力的。它的特性在于能吸引人,而不在于能使人有所实现。
  • 然而,自然科学对外部世界的直观是缺乏整体性的。与其说它们是作为真理被确立起来的,倒不如说它们是供人试验的迥然各异的处方。
  • 科学的危机不仅仅在于它能力有限,而且也表现在它关于意义的意识中。
  • 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可知之物的外在范围。
  • 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中的人本身处于危机之中。
  • 带有偏见的观点是如此之多,以致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相互理解。
  • 在各个大学中的群众生活趋向于毁灭作为科学的科学。科学必须使自己适应于大众。而大众对科学的关心只是由于科学所具有的实用的效果。他们学习科学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并且获得在这件事情上的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地位。研究活动只是在它有希望获得实际可用的成果时才得到促进。
  • 真正的科学,是那些自愿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的一项高贵的事业。
  • 真正的科学是这样一种知识:它包含着关于知识的方法和界限的认识。
  • 科学迷信很容易转变成对科学的敌视,转变成这样一种迷信的信念,即以为可以从那些取消科学的力量那里得到帮助。
  • 很容易在对科学的幻想破灭时弃绝科学,转而去听信江湖骗子。对科学的信念如果已退化为迷信,那么它距谎言仅一步之遥。
  • 人尽管没有了信念,却仍然不只是一头负重的牲畜。他仍然是人。
  •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哲学思想曾经维系了一种关于人的实存的终极理性的意识,它曾经使宗教世俗化,它也曾经确定无疑地实现了自由个人的独立。
  • 它在形式上是学术的,内容上是理性主义的。它同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 今天的哲学探讨意味着我们试图在一种不依赖于启示而形成的信仰中确证我们自身。
  • 反思的哲学意欲系统地阐明信仰,前后连贯地说明在实存中惟一真正能充分进入意识中去的东西。
  • 人们虽然实际上早已失去信仰,却想要通过窒息自己的意识来有所信仰。
  • 人,如果要继续是人,就必须沿着意识的道路前进。后退的路是没有的。
  • 居于首位的,不再是那个一切事物都依存于他的天启上帝,也不再是在我们周围存在的世界。居于首位的是人,然而,人同他自身建立的关系不可能是同存在的关系,而是要努力超越自身。
  • 我们尽管在总体上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图景,却仍然对自己在生活中的私人快乐保持了一种懒散的乐观主义意识。
  • 当超越存在隐藏起来的时候,人只有通过他自己的自我才能达到超越存在。
  • 人不是一种代代重复自身的完成了的生命,也不是一种向人明白地显示其自身的生命。人“打破”了恒久重复的、消极的同一循环。他依赖于他自身的主动性,由此,他的生命进程便走向一个未知的目标。
  • 于是,在人的最内在的本性中有一种深刻的分裂。无论他怎样看待他自己,他都必须既反对自身又反对不是他自身的东西。他看见一切事物都在冲突或矛盾中。
  • 人的观点的意义按照他如何分裂自身而有所不同。他把自身分裂成精神与肉体、理智与感觉、灵魂与躯体、责任与喜好;他也把自身分裂成存在与现象、行动与思想、他实际所做的事与他以为自己正在做的事。
  • 人可能使自己成为认识的对象。这样,他就把他在日常经验中认做他的生活及其基础的东西当做他的真实存在。
  • 世间的一切认识,包括人的认识,都是一种特定的视角,借助这种视角,人发现他的状况的范围。
  • 只有当思考人的实存的方式发生革命性转变时,才会有一种正确的哲学产生出来,它就是人们今天所知道的实存哲学。
  •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研究社会来研究人的本性。
  •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麻痹从属阶级的成员,使他们安于从属的地位。
  • 人类将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社会而生存,这个社会具有完善的正义和充分的自由,它将保证所有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 然而,上述整个观点远非一种科学的认识,而只是一种理智的信仰。它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它自身也只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
  • 心理学最后成了这个时代的总特征,因为它采取了一种特别能代表我们时代的形式,即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这种学说虽然成功地唤起人们去注意在精神变态学领域中以前被人忽视的事实,但仍然有这样的缺陷,即未能使这些事实具有无可辩驳的可观察性。
  • 精神分析学搜集并解释梦、语误、错失、非随意联想,它以这种方式探测那决定有意识生活的深层无意识。人是自己的无意识的傀儡。如果让明亮的光线透入无意识,人就能成为自身的主人。
  • 这种学说的用途在于它是现实所是的生活的自我辩护,它把力比多以及其他本能或冲动看做是真正的实在,就像马克思主义者把物质利益看做是真正的实在一样。
  • 人类学涉及的是可见的人在其起源上的本质。它要研究的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而是人的存在类型,这种类型同时又是个人的具体存在。人类学是在独特个体的生命力中把握其独特性的方法之一,这种个体的生命力即是其体格、种族、性格和文明的精神。
  • 在考察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时候,我们满足于在每一个领域中只考察一个特定的例子,因为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人种学理论都是现今传播最广的人类自我蒙蔽的学说。
  • 《共产党宣言》对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可能的相互因果关系给出了一种新的阐发,谁未曾受到过它的吸引呢?
  •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人种学理论(优生学)具有特别的摧毁性。所有这三种思潮都倾向于毁灭对人一直有价值的东西。
  • 共产主义是一条道路,弗洛伊德主义是另一条道路,优生学也是一条道路,它们无疑都在向某一理想前进,但这种理想是指向这样的未来的:在其中,理智和现实将取代幻想和神性而行之有效。它们将转而反对任何拥有信仰的人,不管他拥有的是什么信仰。
  • 当实存被显现出来时,关于人的知识的界限就被人们所认识,这时候,这种知识在原则上已走到其终点。
  • 人们开始害怕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害怕自己的愿望和情感。除了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其他一切均不再留存。
  • 然而,人不可能放弃他自身。人,作为自由的可能性,就必定要么成为自由的真正实现,要么成为自由的颠倒。但在自由的颠倒中他永远得不到安宁。陷于自由的颠倒中的人,其枯萎起自根部。
  • 他情绪化地表达根本的不满,同时又采取英雄般忍受着的姿态。毫无实质内容的冷嘲热讽是他喜欢采取的态度之一。
  • 他的思想具有演绎推理的一致性,所以,通过运用每一个思想家都熟悉的逻辑工具,他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他利用辩证法,这样,他就可以使一切言论都进入巧妙的对立之中。
  • 什么是当代的真实存在?哪一种作为生活的存在行将消亡,而哪一种存在尚在萌芽状态?
  • 凡对当代的概略的描画,都绝不是单纯无条件地描述当前。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有种种未知的可能性的世界里。
  • 群众人只因渴望有所崇拜才为自己树立种种英雄。
  • 在代表着我们时代特征的怀疑主义中,群众的迷信现象可以说是通过绝望而形成起来的麻木但又狂热盲从的联系。一切种类的先知都只有暂时的成功。而通向独立的道路乃是一种绝对的怀疑主义,即对所有客观地确定了的东西的怀疑。一个寻求独立的人如果表达了真实的存在,那么他与早先时代的先知有着根本的不同。
  • 时代的本质模糊不清,而误解我们自己、误解现状乃至反对我们自己的真正目的,似乎也是可能的。然而,原不存在什么统一性,既不存在过去时代的统一性,也没有未来时代的统一性。人在其历史中的本质始终是模棱两可的。
  • 人的实存之类型是一切事物的前提。机器可以被尽可能如你所愿地加以改善,但是,如果缺乏合适类型的人,它就一无用处。如果人不应该在生命的简单维持中垮掉,那么,看来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必须面对虚无。
  • 如果人要成为人自身,他就需要一个被积极地实现的世界。如果人的世界已经没落,如果人的思想濒于死亡,那么,只要人不能主动地发现这个世界中的适合于他的思想观念,人就始终遮蔽着人自身。
  • 今天的精神状况迫使人——每一个人——去自觉地为自己的真实本性而斗争。他要么维持自己的真实本性,要么丧失它,这就要看他在何种程度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在生活实在中的基础。
  • 如果他不走向自我实存之路,那么他就只可能执著于生活的享受而陷入机器的种种驱迫力之中,因为他已不再努力对这架机器作出反抗。他如果不是主动地、独立地去赢得对于自己生活之机械状态的支配,他就必定自己也会降格为一架机器,成为机器的俘虏。
  • 他必须,要么前进,一直走到他能够在那里瞥见其超越存在的边沿,要么陷于自我的幻灭之中——这一自我整个地被物的世界所包围。
  • 个体自我或自我实存,最初即来自他在世中而对此世之反抗。
  • 生活已变成一个企业,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工人和雇员。因此,如果期望有一种职业或一种谋生手段可以允许从事它的人独立于他人而活动,便是枉然的。
  • 不过,对于现今几乎所有的人来说,不可避免的选择总是,要么在一个联合企业中工作,要么消亡。问题只在于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中生活。
  •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与这个世界的种种力量和谐相处,同时又不为这些力量所吞噬。
  • 然而,正是人的实存才能够在这种乏味的活动中坚持下来而不至于让行动的意志瘫痪。
  • 确实,哲学不是一种工具,更不是什么创造奇迹的法宝,而是贯串于现实化过程的意识。哲学是思想,以这种思想或作为这种思想,我就作为我自己的自我而成为能动的。它不应被当做是某种知识的客观正确性,而应被看做是对在世的存在的意识。
  • 技术化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任何倒退的企图都只会使生活变得愈来愈困难乃至不可能继续下去。
  • 将技术世界绝对化就将毁灭个体自我。因此,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重新看待技术成就的价值。
  • 在这种实证主义的态度之下,混乱的感觉生长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持续不断地要求着新的联系,寻求着权威和教会信仰。
  • 劳作,并且仅仅是日复一日地劳作——如果是如此这般地从事工作,就将很快坠落到湮没一切的无底深渊中去。但是,如果是在长远眼光的推动之下积极从事工作,如果从事工作的人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他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意志的连续性和对工作进程的意识,那么,工作也会成为个体自我的一种显现。
  • “虽然我是一块铁砧,但作为一把铁锤,我却能使我必须忍受之事达于完成。”
  • 如果本身已属世界范围的文明行将崩溃的话,那么,文明的任何这样的存留部分都不会经受住灾难性的世界战争。
  • 因此,剩下的事情就在于,我听见那个使我意识到我的人性的过去的呼声,然后通过我自己的生活而将这个呼声传达给未来。
  • 人的未来只能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
  • 未来之所以能被预见,正因为它能为他自己的意志所改变。
  • 既然我们不可能对世上将要发生的事作出完整的描述,我们对种种可能性的构想就仅仅是揭示出为未来而斗争的战场。
  • 一种能动的预见将使我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愿意为哪一种现存事物而活着?”如果这种预见揭示了毁灭的可能性,我的回答就可能是,我情愿与那造就人的个体自我的东西一起毁灭。
  • 即在未来的日子里,人能否达到和能否意欲达到自由是由人自己决定的。的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害怕个体自我的自由。
  • 世界上任何哲学的个体自我、任何真正的宗教都把在真实的个体自我可能性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视为对手和刺激因素。
  • 对于“什么即将发生”的问题,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或令人信服的回答。人,活着的人,将通过他自己的存在,将在他自己的活动过程中,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未来的预见(指正在形成中的“能动的预见”、将成为未来的决定因素之一的预见)只能有一个目标,即是使人类意识到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