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追求道德完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第二,中国人对道德内容的理解主要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思想是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道德哲学,即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 第三,两千年来,儒家道德是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和社会秩序的基石。
  • 那么,道德和法律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区别二者的关键是:在判别对与不对时,法律背后的根据是正义,道德背后的根据是善。善和正义都是价值,但两者有根本不同。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简单地说,正义这个价值,个人仅凭内心感悟是无法把握的,一定要借助外在的判别准则才能了解。
  • 大多数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为政治及社会制度正当性根据,唯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可见中国文化历史有多么独特。这是中西方文化产生差异的源头。
  • 礼为中国传统社会建构了严密的秩序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中国人大都遗忘了这种等级秩序,但它还保留在中国人的关系称谓中。在全世界所有的文化中,唯有中国人对亲属关系的称谓最多、最复杂,表弟、表兄、表嫂、堂弟、连襟、妯娌等称谓,对应着不同的亲属关系。
  • 终极关怀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我活着,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我如何面对死亡?终极关怀是人们企图超越个体有限生命的永恒精神追求。
  • 简单地说,中华文明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而其他文明在道德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人生意义的终极追求,道德是从这个更高的价值推出来的。
  • 关键是因为在希伯来宗教中,道德来源不是道德本身,道德是上帝对人的戒律,道德信条和戒律是来自于上帝。你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实际上是冒犯了上帝,所以就要向上帝忏悔。
  • 在那么多不同文化里,唯独中华文明把道德本身看做是人生的终极价值,在它之上再没有其他更高的价值,道德不需要从任何其他价值推导出来,道德本身就是终极的价值。
  • 在古希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知是求知,认识自然界的知识,求知是人生的意义。而孔子的知主要是指向人世间的人伦关系,知是知礼、知善恶的知。
  • 自孔子以后,道德成为中国人的终极关怀。道德再也不是与社会现实不可分离的伦理,而是一代代生命个体追求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人人追求做君子,就能形成社会的共同道德和秩序,中华文明就不再随着周代社会的礼崩乐坏而消亡,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大传统。
  • 儒家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道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于个人来说,必须注重日常修身工夫,一个人只有在一生中持续修身,才能体悟道德感的来源及理解道德的内涵,才能在充斥诱惑、贫贱富贵的生活中坚持道德操守。
  • 在修身问题上,孟子的尽性养心论是基于人性善;而荀子主张性恶,尽性可能会纵恶,因此荀子的修身强调外在的礼是正身、纠恶的规范标准,他说:“无礼,何以正身?” 人们必须要靠后天学习和接受由圣人明君制定的外在礼法之教化,习之以久,习以为常,从而才能通过礼法来校正自己本性之恶,达到人为的善。
  •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的话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表明儒道两家的人生关怀都在现世,不以超现世的彼岸天国为思考人生意义的出发点。
  • 道家这三个主要观念,第一是反对既定规则,第二是价值的好坏会不断向反面转化,第三是无为,否定向善的意志,不要有任何执着,它们全是由否定儒家而来的。
  • 因此,道家只能作为儒家的反思批判者而存在,而不能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正面价值和基础。
  • 儒家作为正面的基本价值存在,道家作为否定儒家的价值存在,二者共生。有儒家,就一定有道家。全盘否定儒家一定是回到道家,这种共生现象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所以道家文化是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非常发达,也是中国人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智慧之源。
  • 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法,法是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中国历代都有法,有很细致的法典,它们和道德不一样。但是,法背后的精神和价值是什么,不同文明是不一样的。
  • 孔子超越视野下的道德精神是基于个体的觉醒,是个体对道德的觉悟和永恒追求,这种精神是超越社会和历史的。而墨家和杨朱都不具备这样的超越视野。
  • 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如果把社会比做巨大有机体的身体,文化就是附着于巨大有机体的形神、样貌等特质。如同有机体必然死亡那样,没有一个社会有机体可以万古长存,只要文化和社会有机体不可剥离,随着社会的腐败和解体,附着于社会有机体上的文化也会随之消散,必定发生文化灭绝。对于实现了超越突破的文明来说,当古代社会有机体面临解体时,人能够从社会中走岀来,寻找可以独立于社会有机体、基于个体而存在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可以随着一代代个体生命而延续下去,并塑造该文明的社会文化形态。
  • 抽象地看,儒道两家实现超越突破有两个共同前提:第一,都立足于不依赖于社会的个体的精神觉醒和努力;第二,这种觉醒是源于认识到有超越个体生命的、非功利的、不死的价值,并以此种价值作为生命意义和永恒追求。推而广之,任何文明,只要其思想文化具备了这两种精神要素,该文化就产生了突变,产生了基于个体的不死的文化基因。从此以后,哪怕整个社会毁灭,原则上说,只要有一个具有这种文化基因的个体或家庭存在,这种文化基因就不会随着社会解体而消亡,可以通过一代代的人不断传承,成为不死的活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超越突破。
  • 印度宗教的教义有一个基本核心,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苦的,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要离苦,到另外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去,怎么办呢?只有靠你个人修炼。印度宗教类型很多,有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等,但整个印度文化的方向都是解脱,强调依靠自己力量的修炼离开这个苦难世界。至于怎么达到这个目标、怎么解脱,婆罗门教、佛教和其他宗教派别的教义差别很大,各有一套教义和方法。
  • 第四种超越突破,就是本讲前面讨论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它是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此世的价值追求。
  • 从秦到清两千余年中,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一直沿着孔子开出的方向发展,没有演变到其他别的类型。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中国文化和佛教的融合,就不可能理解宋明理学。不了解宋明理学的各种形态和变构,也不可能认识波澜壮阔的近现代思想。因此,理解文化融合,是分析中国当代思想的形成和进一步走向的关键。
  •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这是偶然的吗?是因为汉武帝偶然选择了儒家,中国文化才走上这条不归路吗?问题是汉武帝可以选择法家吗?不选择儒家可以选择其他家吗?
  • 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儒家提供了君主大一统的统治正当性的最终根据,这才是儒学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大传统的真正原因。
  • 关键在于,一个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必须要有民众的自愿服从。自愿服从是指人不仅因为他人的服从而服从,而要出于民众认同统治者所推行政策的价值。只有经过超越突破的价值系统,才能提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自愿服从的理据,政治哲学将其称为统治正当性最终根据。
  • 这一点,是通过两条线索实现的。一条线索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形成;另一条线索为汉武帝的立五经博士,钦定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由此,儒家经典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大传统的核心。
  • 商鞅变法时,针对三代同居、兄弟不分家的家庭常态,曾两次立法,只允许未婚子女与父母同居,成人结婚后必须分居。秦国因此而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最后统一中国。
  • 那么,儒学是怎样论证由不同血缘家庭、家族组成的大一统帝国的正当性的呢?这就是把国看做是家的同构放大。
  • 在人类历史上,把国视为家的放大是一个大发明,从来没有第二个文明是像中国这样的。家、国同构这个发明,在我们中文里是有记录的。你们知道这个记忆是什么吗?就是“国家”这个词。中文的“国”和“家”原本是两个字,先秦虽已有“国家”一词,但尚不是今天讲的意思。到汉代,国已变成大一统的帝国,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家庭,两个字连用变为“国家”,指称皇帝统治的政治实体。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抗美援朝的动员口号还是“保家卫国”。其他文明,还有哪一个是把国家叫做“国家”的?
  • 只有中国人把国和家放在一起讲而产生“国家”一词,“家”是私,“国”是公,公私融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在中国传统社会,正因为“家”与“国”同构,公领域价值和家族组织内部私领域的价值被打通了。
  • 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最早建立起文官制,是出于儒家治国理念的制度设计。西方文官制的出现是相当近代的事情,它意味着治理国家的理性化。中国文官制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道德。
  • 汉代这种与儒家治国理念相匹配的选官制度,与社会生活长期的互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了两个不同于其他文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第一,社会阶层之间具有流动性。不论一个人出身多么底层、多么贫困,只要他努力学好儒家经典,都有可能走上仕途,光宗耀祖,提升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第二,规范了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对于儒生来说,熟读儒家经典既是他们个人安身立命、成为君子的精神追求所需,是他们当官治国的共同理念,也是他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谋生之途。这种文官制,同时满足了士阶层的个人修身与政治及社会道德实践之双重需求,使这个信奉儒家的道德精英阶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力量。
  • 五经中的《礼》《春秋》和《易》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它们分别针对着三个目标:《礼》论证家国同构及社会和政治秩序;《春秋》论证以皇权为枢纽的大一统帝国;《易》则实现儒家伦理和宇宙秩序的整合,儒家等级秩序也是宇宙法则。
  • 历史上,今文经学大盛于两个朝代,一个是西汉中前期,一个是晚清。道理不难理解。西汉是家国同构的大一统帝国初建,而在晚清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现代文明不可抗拒的冲击,不得不大转型了。这两种情况下,儒生就会用微言大义方式重新解释经典,推导出原始经典中没有讲过的新制度,以响应社会大转型的巨变。
  • 今文经派通过对历史的微言大义解释,把天灾和各种自然现象和皇帝是否实施仁政联系起来,天人之间互相感应,儒家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相通。
  • 在这种天人相应的哲学中,儒家道德法则附着于宇宙秩序,天积极地干预人世间的一切。按韦政通先生的说法,这种观念在汉代还是蛮有效的,是限制君权、惩罚贪官污吏的外在约束。
  • 需要指出,《周易》思维中隐含着一个巨大混淆,即把宇宙的客观变化法则与人的主观价值好坏判断联系在一起,没有区分开来。比较《周易》和古希腊哲学,可以发现中西文化范式的巨大差别。差别来自于对何为“正确”的认识不同。古希腊哲学是从对外在法则——即自然法——的理性认知来判别何为正确,才有对与错之分,并不是以好与坏为标准。
  • 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旧王朝崩溃、出现受命于天的新君时,就或显现天象异常,或童谣传颂,新天子用儒家道统重建新王朝,汤武革命是其合法性根据。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之所以能够在两千余年间保持不变,正得益于这种崩溃、重建的机制。
  • 汉代天人相应的宇宙论儒学,也给出了中国文化最早的审美标准,它是现世的、道德的,广阔而深沉。汉代的人心胸非常博大,我们今天看汉代艺术品,汉砖、雕塑,非常了不起啊,以后的中国人再也做不出来了。
  • 潜水艇夹肉面包的下面一块是家,父权是家庭家族的权力核心,不容置疑和动摇。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超越突破类型,家庭是实现儒家伦理的最基本单元,终极关怀的不变性规定了社会组织基本细胞的巨大稳定性。夹肉面包上面一块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皇帝处于家国同构体的最高伦常等级,如父在家庭中的权威那样,君是全国所有家庭之父,就是君父嘛。皇权是大一统官僚系统中一切权力的来源和枢纽,不论是大小官员的任免,还是国家政务的决策,统统由皇帝掌控。两千余年中,和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一样,上层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组织的架构和功能也大致不变。
  • 更形象点说,这种结构好像一个弹性网兜,家族和家庭如一个一个土豆,官僚机构如同提网兜的把手,县以下的绅士自治如同网袋,皇权一手提起把手(官僚机构),用网袋把一大袋土豆兜起来。这种结构很稳定,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持久的大一统帝国,还产生了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独特理念,这就是天下观。
  • 天下观与儒家道德哲学和家国制度,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离开儒学,离开道德秩序规定的等级制,是没法讲天下观的。
  • 讲天下观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划分同心圆结构的标准是以道德水平高下为依据,只要自认为本国居于道德制高点,就可自视为中心的“中国”,如历史上日本和越南就曾自称为“中国”。第二,设定一个居高临下的中心后,周边各国处于不平等的低下地位。
  • 今天,我们在挖掘历史遗产时必须理解它的内涵是什么,盲目运用会带来很多问题。天下观对中国人具有经久不衰的巨大吸引力。“文革”时,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革命中心,把各国分成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不是提出要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阶级兄弟吗?这种华夏中心主义,可以看做是传统天下观的现代变构。
  • 为什么国家不能多收税?这是出于儒家轻徭薄赋的仁政观念。像清代,国家掌握的全部税收,大约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八十掌握在地主手里,商品粮主要靠地主供给。如果经济成分中完全没有地主,就不能维系中层的自治功能,也不能养活难以计数的官员和城市人口。所以,地主经济是维系政治结构稳定的条件。
  • 历史上是否出现过没有地主的纯自耕农经济?有过,但时间很短。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吗?这就是1949年以后搞土改,消灭了地主,变成百分之一百的自耕农经济。结果发生了什么?1953年秋,土改后不久,全国立即出现了商品粮危机。共产党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个问题,只得实行统购统销,其结果是搞农业合作化。
  • 历史上,每个王朝前半期,自耕农和地主尚能保持适当比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王朝后期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自耕农成分逐步减少;到王朝末期,一方面大量耕地荒芜,另一方面农民失去基本生存条件,流民四起,社会处在大动乱前夜。
  • 中国历代王朝不可克服的腐败现象,正是儒家德治主义高于法治的结果。
  • 儒家德治把良好的社会制度看做是道德规范的实现,把所有社会问题的产生、包括腐败,都看做是偏离道德规范造成的。
  • 皇帝也常常大力整肃吏治,毫不手软,杀头抄家,甚至满门抄斩,但反腐败、打击贪污、抑制兼并的结果呢?往往是执行反贪、抑止兼并的官员成为更大的得利者,反腐败变成加速腐败,反兼并加速了土地兼并。在道德政治中,权力来自道德意识形态,法律只是补助手段,克服腐败的方法主要是加强道德意识形态的统治。
  •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外在的法治精神,除了儒家德治和人治外没有别的政治解决途径,反腐败、反兼并往往就造成了更大的腐败和兼并。
  • 儒家道德意识形态与社会的互动,造成了朝代更替这样一个宏观特征。更准确地说,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儒家道德意识形态和社会基本结构具有巨大的稳定性,长期延续下来,是依靠着周期性大动乱和王朝重建的机制。
  • 西方现代社会的冲击,开启了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开始学习现代社会制度和价值,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受到冲击、花果飘零的历程。但是,我们要看到西方冲击有其正面功能,没有这个冲击,中国两千年一治一乱的轨道,能跑得出去吗?中国社会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引力场的。
  • 同样,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及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也会很困难。我觉得,要想通过比较思想史研究去呈现人类社会和文化互动的大历史,还必须依靠各个不同文明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
  • 你们知道吗?“9·11”事件以前,这些《圣训》研究的众多著作,据说没有一本被翻译成英文,西方人对伊斯兰文明的了解又能深入到哪里去呢?
  • 因为天主教文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融合的产物,离开文明融合就讲不清楚现代性问题,由此可见,文明比较与文明融合的研究是多么重要。
  • 对于士人的修身来说,常识理性的境界和现实两个层面都是以追求自然作为最高道德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它落实为儒家道德伦理关系的实践及修身,常识理性投射到感性上,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起源。因为游山玩水、绘画和书法都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修身程度和境界水平的高低。因此,可以说魏晋玄学产生了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外,还塑造出中国文人的独特艺术精神和审美标准。
  • 自轴心文明产生以来,不同文明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和融合,今日人类文明也正在走向更大的融合。只有在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才能显现出轴心文明的超越视野的转向、结合与共存。
  • 汤因比曾做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在人类诸文明中间,唯有中国文明拥有融合其他文明的经验,这就是中国文化融合印度佛教。
  • 更重要的是,魏晋玄学塑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常识理性。常识理性成熟后,在塑造中国理性基础和艺术审美的同时,消化了佛教,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宋明理学,此后理学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政治文化,并影响到中国和日本等社会的现代转型。
  • 与其他几种轴心文明类型相比较,没有一个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那样,把社会制度视为道德内容的实现,也没有把宇宙秩序看做具有道德属性的。
  • 平均每年发生一两次大天灾,皇帝无论做什么,不管他实际上是否实行了德治,天灾都要一再显示亡国之征。
  •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碰到一个问题:当道德原则被上天判定是做不到的时候,这个社会该怎么办?
  • 汉帝国大一统结构的建立,依靠的是家国同构的机制。该机制的有效是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即把家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信奉儒家伦理的汉民族在人口比例中占主导地位,然后通过家国同构建立大一统帝国。
  • 两汉家国同构体的轴心是皇帝。皇帝通过官僚机构和中间层整合一个个家,官僚机构由相信宇宙论儒学的道德精英组成。在该整合机制中,选择道德精英是核心环节。
  • 由于儒家家庭伦理是社会正当性基础,因此,越是分裂动乱,大家族更加需要维护和强化儒家的家庭伦理核心价值。
  • 在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文化里,当原有道德目标做不到的时候,那么人们就会以与原有道德规范的反面或否定来作为新道德,作为新的人生意义。
  • 东汉灭亡在即,帝国大厦将倾,儒生看透了君臣关系之虚伪,再积极有为也没有意义,报国无门,对政治心灰意冷。这时,士人从关切政治现实的清谈转变为不参与政治的玄谈。
  • 先秦老庄与魏晋玄学的根本差别在于:老庄的无为是对儒家道德的否定,道家推崇无可言状的道,但它并不是道德,道家精神追求的背后不存在儒家的向善意志。道家以观赏的、逍遥的情意我,否定儒家把个人看做道德主体的德性我。与此不同,魏晋玄学是对儒学的价值逆反,这就是把道家每一项基于否定儒家的主张,都变为向善的意志所指向的新道德。
  • 他们以不遵守礼教的放浪形骸行为,来表明自己是最有精神追求的。这和先秦老庄不是一回事。老庄认为,压根儿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执着追求,逍遥自在,任其自然而已。但是,魏晋风度是以不遵守规范为新道德,他们以放纵为荣,自我标榜,证明自己是有追求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魏晋出现了那么多特立独行的名士。
  • 在汉末至魏晋的残酷大动乱中,人口大量死亡、夭折,“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如何避乱、保全个人生命,成为士人考虑的首要问题。士人一反孔子不讲“乱”“力”“怪”“神”的四不讲传统,开始追求道家的养生、得道、长生不老和成仙之术。
  • 玄学以无、无名、无为作为最高美德,它们是精神追求的目标。
  • 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人进行意识形态论证和思考自然万物现象时,是以可理解的常识和人之常情为根据,并不需要进一步追问常识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常识合理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它构成中西思维模式的重大差别。
  •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从不去追问物体为什么会从上往下掉。因为这是常识。但在西方文化中,常识并不是最后答案。
  • 中国人不但不追问常识背后的原因,而且,常识是解释其他现象的根据。
  • 在科学史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用常识类推可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及过程,如磁针指北,化石的形成,沧海桑田,虹的出现,中国往往比西方更早提出某种解释;技术应用也很发达,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追究常识背后的原因,所以很难有重要的科学发现及理论。
  • 例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本来如此”作为合理性终极来源。又例如,孔子用人对父母的自然感情来作为孝道之根据。
  • 先秦儒学不重鬼神迷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仅认为鬼神与人的生活常识相违,而是因为儒者把人的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
  • 常识理性的形成需要经过如下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形成一个高于道德意识形态的后设层面,并以该层面的价值和正当性作为道德意识形态成立的根据;这就是确立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步是以自然作为这一后设层面的核心价值,这样宇宙万物本来如此的常识和人之常情就具有最终的合理性,不但不需要追究其原因,它们还是用来说明事物为何是这个样子的理据,这两个步骤都是玄学完成的。
  • 而且,郭象认为讲道德规范的名教也属于自然,即使你在俗世当官从政,在家做家长,只要你的心境保有如在山林之中那样的超然心态,你就达到了圣人的精神境界。
  • 常识理性具有两层次结构十分重要。从此,常识本身不须怀疑,其存在本身就是理,不需追问其成因,并且常识还是用来理解其他事物的根据;用常识外推和类比的推导去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形成一套常识性的宇宙万物自然形成的理论。
  • 庄子的本意是有材和无材都无所谓,甚至活着死掉也无所谓。这棵树长成这个样子,这只雁会叫不会叫,它们生来那样就是那样,无所谓有材,也无所谓无材。有材无材都是一样的,没有意义,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精神要从这个执着中摆脱出来。
  • 当死亡成为常识不值得说时,逍遥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艺术的目标。在归隐躬耕的生活中,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是一种道德境界。因此,他无论是种柳置菊,还是写诗弹琴,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操。
  • 答案很明确,中国绘画的传神论和画山水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提出和成熟绝不是偶然的,正好反映出中国独特的常识理性和艺术精神是一体两面,所以才同步形成。
  • 此外,王弼在解《系辞传》时有一个十分著名的观点,叫“得意而忘象”,他夸张地说:“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 也就是说,魏晋时期的思想大转向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两个重大作用,一是促使中国文明与佛教文明的融合,二是产生中国文明特有的常识理性,只有完成了这两点,才会有隋、唐高度繁荣的文化艺术以及其后宋代理学的形成。
  • 西方的现代性产生于天主教文明,天主教文明中具有有两种终极关怀,一个是理性,一个是上帝,这两个东西的二元分裂产生了现代性。所以没有文明的融合,是不会有现代社会的。
  • 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消化佛教的结果,佛教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不了解佛学,就无法理解唐代思想和宋明理学,也无法理解清代以后乃至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这已是学术界共识。
  • 印度的宗教流派很多,教义差别也很大,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依靠自己的修行,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印度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认为现实世界是苦的,痛苦不堪,根本不值得留恋。人们是否承认并接受这种对现世的看法,是能不能接受印度宗教的前提。
  • 根据十二因缘,三法印中的第一条,是指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处于生生灭灭的变化中,终归幻灭(即“诸行无常”);第二条是说世间一切事物和自我都是由主体(意向性)建构出来的,并没有实有的存在(即“诸法无我”)。首先弄明白这两条,无常即是苦,无我得解脱,就会去追求第三法印——“涅槃寂静”。 “涅槃”,指进入一种永远脱离人生烦恼、痛苦、得到解脱的寂静状态。
  • 佛教的无我轮回并不是简单地把平等观念注入婆罗门教的轮回观,它特别强调破除“我执”,也涉及悟道、苦行修炼等。佛教的轮回观,特别注重一个人当下的言行影响力(即“业”)以及悟道(慧)。
  • 在某种意义上,轮回是指不同的个别自我在形成及解体过程中偶然的相似性。正因为相似,好像有一个“无我”的规定性载体(灵魂)存在,其实这只是假象。
  • 从上述讨论可见,佛学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高度自洽的理论体系,它居然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印度出现,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佛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
  • 中文字面“如来”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他好像来了,又好像没来,他是你意念中的一个存在。用佛经的说法,如鸟在天上飞过,没有留下痕迹。“如来”是指那个了解真理、来过世间但已没有踪迹可寻的大彻大悟的释迦牟尼佛。一代又一代的寻找真理的修行者,只能重新开始追寻他。
  • 也就是说,按大乘的修行原则,你首先要立誓为众生利益吃苦与牺牲,这叫发“菩提心”,不达普度众生的目的,宁愿自己的个体不入涅槃的最后解脱,而生生世世地救世,这样的苦行救世者就是菩萨。
  • 佛学中,“经”是记录佛陀言行的文字,“论”不是如来讲的,是佛教论师后来对经的解释。
  • 我认为空论是佛学中最玄妙、最有才气的理论。空论要证明世界和个别自我都是不真实的,最后的真实是不可言说的。因为讲话要依靠概念,而概念会遮蔽真相;言说要依赖于言说者(有)和言说指涉的具体对象(也是有),而它们都是建构出来的。
  • 修行者只有理解了这个虚幻的世界是怎么被“识”建构出来的,才能在修行时破除对有或对无的执着,得到最后解脱。
  • 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中国以道德完善为终极关怀的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再造,其主要特征是把向善的意志指向解脱。所以,真常之教在印度佛教中并不突出,但在中国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真常之教的三部经典《大般涅槃经》讲人人可以成佛,成为中国佛学的基础,《法华经》是天台宗的基础,《华严经》是华严宗的基础。
  • 使用道家或玄学观念去格义印度大乘般若学,由于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因而形成了中国大乘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不同流派。
  • 玄奘觉得当时流行的大量中译本佛经多有舛误,因此他要去印度求真经,弄清楚佛陀到底是怎么讲的,把纯正的唯识论带回中国。
  • 为什么中国人对唯识论兴趣不大?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唯识论的义理太复杂,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人一旦真正理解了般若学,关注焦点就改变了,对佛学的兴趣转移到用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重建中国式佛教上去了。
  • 印度佛学中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由因缘建构出来的虚假个别自我,另一个是超越现象界的真实的普遍主体,两者不能混同。但在中国式佛学里,就向善的意志而言,个别自我和普遍主体是一回事啊。因人人皆有向善意志,所以中国式佛学认为人人有佛性,印度佛学并非如此。
  • 你们知不知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在白区流行,小册子的封皮伪装书名是什么吗?正是《大乘起信论》啊。这绝不仅仅是巧合。《大乘起信论》是中国式佛学,《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式马列主义。
  •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形成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三论宗(也称法性宗)、天台宗、华严宗(也称贤首宗)、瑜伽宗(也称法相宗、唯识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其中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是天台、华严、净土、禅宗四大宗派。
  • 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独创的佛教。天台和华严分别继承并改造了印度大乘佛学的般若学和唯识论两大派,净土宗则独尊念佛,求往西天净土,简单易行。禅宗是心性论佛学的最完善形态。
  • 禅宗不特别重视其教义的系统性,其教义杂含佛教大乘的般若中观和重视本性清净的如来藏两个学派,同时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禅宗的修行方法强调个人的修为以及神秘经验,以开悟见性,即证悟到自性清净心为修行重点。
  • 这些话代表了禅宗的全部精神:悟道在于你的心,心静与不静,对佛法的体悟跟你出不出家、看不看经典并没有关系。
  • 我认为,这个故事涉及佛学一个基本立场的变化,就是把印度佛教追求舍离此世的解脱,改变成中国式的在此世追求精神的解脱。
  • 什么是入世转向呢?禅宗式的在此世寻求精神解脱,对士人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不需要出家也可以解脱,居士也可以解脱。
  • 需要指出,日本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神道、佛教和儒学三个因素,佛教和神道的互相容受,儒学和佛学的互相排斥,使佛教更容易深入日本基层社会。
  • 武则天本人笃信佛教,但在儒、道两家论述中都找不到女性称帝的论述,而佛教《大云经》有女身为帝的故事。只要把武则天附会为弥勒佛转世,她就可以取代李唐君王,改国号当上女皇帝。
  • 总之,唐代儒学面临两个亟须解决的理论难题,一是如何强化皇权权威,为其提供不同于汉代天人感应迷信但又立基于天道的儒学理论支撑;二是如何提升儒学粗浅的心性论,使之可以与心性论佛学相抗衡,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修身之学。中唐以后的古文运动,提倡“以文载道”,表面上是改变六朝以来的虚浮文风,实则是开始正视上述两大问题,反映了儒生承续中华文化命脉意识的大觉醒。
  • 常识理性对儒学的重建由三个环节组成。第一步是将儒学纳入常识理性基本结构,即提出常识的自然宇宙观,实现道德伦理和宇宙秩序的合一;第二步是在常识理性基本结构中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观念,并推出相应的道德实践和修身方法;第三步是建立符合常识理性基本结构的整合性理论体系,一举解决唐代儒学面临的所有问题。
  • 儒学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理论,但先秦孔孟只给出了儒学的核心价值;汉代宇宙论儒学虽然很宏大,但不够自洽,缺陷很多,沦为迷信;只有到南宋朱熹才建构出第一个庞大而又自洽的儒学理论体系。
  • 任何宏大理论的表达,一定要有相应著作。儒家著述最重要的形式是编注圣人语录,《论语》是编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文献。圣人语录编成后,后人用注解语录的方式去发挥自己的见解。
  • 在常识理性结构中,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认为常识的、自然的宇宙万物之性是天理,先有天理(外部秩序),再讲每个人的道德感,由此来证成儒家道德伦理。但这不是论证儒家伦理成立的唯一模式。与朱熹同时代的哲学家陆九渊提倡心即理,是以常识理性中、同样是不能质疑的作为人之常情的善为出发点,人人都有的内心之善(道德心),可以外通于代表普遍道德秩序的天理。
  • 可见,格致是在格每个具体事物的具体之理,然后用常识贯穿起来指向天地万物之理,再回到理解儒家伦理的秩序。
  • 一旦完成这一转变,儒生的修身就不再需要去格物穷理,而是致良知过程:人只要致良知、依良知而行,就能做出符合儒家止于至善的行为。
  • 明末阳明学及其后学的大流行,带来思想大解放,异端之说无奇不有。为什么致良知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原因在于致良知中对什么是符合良知的道德具有主观性,开启了道德多元主义之门。
  • 你们看,阳明心学开启的道德论证和修身模式,不需要知识分子或其他社会阶层作为道德精英,这正是毛泽东讲“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先声啊。
  • 阳明曾说过,一个人判断是非时贵在得之于己心;就算是孔子说过的话,你心中觉得不对时,也不敢以为是。
  • 王门左派把阳明的精神发展到极端,固然具有反权威、反专制的叛逆精神,但也表现了良知的傲慢,以为只要致良知了,就能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这也成为中国人极端道德自信的根据。与道德的极端自信互相联系,是对人性的极端乐观和光明的快乐主义。
  • 另外,由于中日韩三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同,朱子学在三国所发挥的功能也很不一样。如果不注意这些差别,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日韩三国的近代转型出现了那么大的差异。
  • 理学是中国文化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对外来印度文化融合消化后、由常识理性建构出来的儒学新形态。
  • 常识理性是中国道德论证的合理性根据,由常识理性的深层结构可以建构出四种理学形态,程朱理学只是其中的一种形态。
  • 与此同时,德川家康又引入朱子学作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根据。也就是说,江户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包含着佛教、神道结合的本土信仰与朱子学等不同成分。
  • 日本的朱子学为了反对佛教,不但不排除神道,而且主张与其合一,使得日本儒学本身内含着二元结构,决定着日本儒学的演化方向。
  • 江户时代的日本朱子学的理分等级制伦理,不仅适用于家庭内部,更是指不同形态的“家”之间的关系,封建社会的各种身份等级是不可逾越、不能流动的。因此,日本一直没有采用如中、朝那样的科举制和官僚制,也没有出现过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僚阶层。
  • 明治前后的政治革新,十分借重儒学的尊王攘夷、收回各地藩主政治权力的大一统思想。甚至,西方天赋人权观念在日本的接受和普及,也是在儒学框架中被理解的。
  • 在中国和朝鲜思想文化中,程朱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两国都不存在两种不同的超越视野;而日本社会在程朱理学传入前,佛教和本土神道教已塑造出日本特有的超越视野,朱子学传入日本后,日本的思想文化结构中便形成具有两种超越视野的结构。因此,当十九世纪中叶面临西方现代文明冲击时,日本社会的现代转型比中国和朝鲜快速、顺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