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悄然从指尖流逝，我过生日时的状态也从“众星捧月”转向“面壁沉思”。如今我站在人生的路口，正准备坚定不移地走社会学的道路。我想，不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的我，都无法料到我今天的志向会是社会学。也许我应该在扬帆起航之前，认真地写一篇文章来讲讲自己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吧。

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相关的书，是在初二的某天下午。我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回家后便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还用自动铅笔在上面写了好多批注。尽管后来我意识到这本书具有其本身的时代及历史局限性，仍不妨碍我用它当作钥匙开启了社会学的大门。而后的日子里，我在豆瓣上看到了这本书的“相关推荐”——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因为实体书对我来说有些贵，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电子版阅读。

随着我在网上“找资源”的本领日渐高超，以最初的几本书为“种子”，我培育出了一棵自己专属的“大树”，也就是我现存的书库，包括两三百本纸质书和七八百本电子书。可以说这棵树的每一条枝、每一片叶，都是我的阅读记录。不过，树上的书还是以西哲、社科、政治为主，而我在其中选择了社科的道路，还有别的原因。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曾说，热恋中的人不会思考何谓爱情，只有在失恋后才会去图书馆找有关爱情的理论书籍。我认为这样的行为背后蕴含了一个道理：人生路上碰壁及随之而来的创伤，常常是促使一个人反思的契机。和很多人一样，我的创伤来自家庭。

我的母亲是一个魔怔的人，她沉迷于泥沙俱下的“国学热”、“中国特色佛教”，在我初中时以念佛机干扰我的学习；以“外出听经闻法”作为我成长过程中母爱缺席的理由；以“自己没学好”作为借口，进一步魔怔化……因而我对宗教（特别是佛教）有一种极端的厌恶。可是，正如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导言中说的那样，生物学家面对致病的微生物，不会感到悲愤，反倒要去冷静地研究它。所以我去找了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来读，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此外，在阅读中国思想史相关的著作时，我也会留心看一看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又如何产生嬗变的。

我的父亲则是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典型代表，他深知“如何做一个好男人”：养家糊口、顶天立地、孝敬父母、爹味说教、永不示弱、拒绝哭泣……他不仅不懂得何谓“温柔体贴”，而且还以“阉割”来威胁我，要我放弃所有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因而，我和他发生争吵是理所当然的，有关上一次争吵可参见这篇博文。

犹记和父亲吵架后数日，去看望病中的爷爷，他便说起自己的父亲脾气是如何差，但自己觉得父亲总体上还是一个好人。这话在我听来无异于是为我父亲开脱罪责。又想起我在饭桌上跟婶婶提起吵架一事，抱怨父亲的“两面性”：对我态度差，对婶婶的女儿态度好得不行。她便说所有的父母对子女以外的孩童都是和蔼可亲的，这是普遍适用的道理。

我只能说，鲁迅《狂人日记》中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就是我此刻的心声啊！于是我就去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亚伦·强森的《性别打结》等书中寻找答案了。从此，对父权制和男性气质的批判，构成了我生命价值的重要一部分。

那么，除此之外，我的生命价值还由哪些部分构成呢？我想至少有下面几点：

  1. 对“知识与真理”的求知欲与好奇心。
  2. 对“世界的苦难”的同情心与责任感。
  3. 对“爱人与挚友”的难以割舍之情感。

第一条无需多言，而第二条的“同情心”，源自我在制作一次对话系列时感受到LGBT群体生存之艰。所以我在选择去日本留学的专业时，大致确定了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的方向。当然，这需要对“苦难”的原因进行彻底的思考与批判。我常用“这条小鱼在乎”形容自己的努力——虽不能帮助到所有的人，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帮一个是一个。

至于“责任感”，源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在作品中注入的强大感召力。这一两年来，有幸读到资中筠、陈乐民、李慎之、张千帆、周保松、钱理群、金观涛、刘青峰、李银河等人的著作，不知不觉间就有了抱负。面对当前的“粉红”“美分”“神友”等混乱的群体标签，我选择相信“中国文化必须拔去专制主义的毒根”，选择相信“以个人的尊严为核心重构儒家思想”，选择相信“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建立讲道德的政治”……无数的思想闪光碎片，指引我行过漫漫长夜。

纵使今日多见千夫诺诺，少见一士谔谔，我仍坚持在自己选择的路上走下去，愿我不要落得赍志以殁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