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读书》2013年第08期
春节前夕友人来访，送来一套《中国近代史》，二○○一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原版翻译，出了中译本第一版，二○一二年第十二次印刷。作者徐中约。我捧着厚厚的上下两册，心中感慨万千。
我第一次看到徐中约先生，是在一九八○年五月。曾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吴其玉先生带我去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看望去国三十多年的昔日学生徐中约。师生见面，相拥无言。许久徐先生对老师说，在海外听说吴先生三十多年没有教书，他都难过得哭了。
我第一次读到徐先生的这本英文原著，是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当时我陪丁石孙先生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徐中约先生和夫人杜乐思博士在家设宴招待。当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丁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徐中约送给丁先生一本自己的著作《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这便是现在这套《中国近代史》的英文原作，一九八三年刚刚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徐先生告诉丁校长，他虽然几十年身在海外，但是一直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国始终在自己的心里。
三十年过去了。徐先生也已于二○○五年作古，但是这部《中国近代史》，英文原著最后出到第六版，中文译本也已经十余次印刷。徐先生在八十年代时便告诉过我，这部英文著作被美国四百余所大学的历史系定为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由海外华人学者所著、以英文撰写、讲述自一六○○年以来中国历史通史类著作中，徐先生留下来的这部书的分量极重。
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
《中国近代史》中文版二○○一年初首次面世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郭少棠作序称：“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一九七○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这部力作“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
什么是“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这个问题很难把握。精神产品聚集着人的经历、阅历、学识、修养，乃至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品位高又能打动人心的精神产品，一定不会是千人一面的，一定有自己的品格和风格。
徐先生出生于二十年代上海一个殷实之家。但是，他刚上中学，就遇到时代和社会剧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家国不保，从此他不得不走上一条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他于一九四六年从燕京大学毕业，主要上的是成都燕京。根据他的老师吴其玉用英语写的回忆录中介绍，成都的危险其实比重庆更大，日本飞机的轰炸随时可来。重庆是山城，处处可挖防空洞；成都则是一片平原，日本轰炸机来袭，警报拉响时大家不得不到郊外，或农家、或小庙躲避，食物稀少，庙里老鼠乱窜，困扰不堪。对于那一段个人小历史被缠入世界、国家的大历史的特别经历，杜维明先生曾有过一段沉痛的心灵独语：“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政治悲剧的全然无知共存。没有尝过炮火轰炸的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灾难呢？”
四十年代末，带着对民族灾难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徐中约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主要师从费正清教授。徐先生曾经多次与我讲过在哈佛的那段学习生涯。当时的哈佛历史系，大家云集。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 是叙述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西方列强向亚非广大地区扩张的经典之作。徐先生后来写论文做研究，兰格的学问为他打下一个世界历史大视野的部分底色。记得徐先生曾很动感情地回忆说：“我那时年轻，天天在哈佛图书馆看书，兰格教授已经高龄，还是天天颤颤巍巍地到图书馆来，翻开一本本落满尘土的大地图册，用放大镜在上面仔细查找。我当时非常感动，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和他一样用功一生。”从战火的浩劫动荡到哈佛图书馆的宁静，实际上是人的生存状态从野蛮到文明。这种时候的求知欲，最为强烈。我们可以回想中国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在神州大地上如井喷般涌现的对知识追求的壮观，便可多少理解四十年代后期那一代中国学人。我认为徐先生的“文化观点”的基础，就是这样被时代、环境、人物交互影响，内心情感、思考、探索交织升华，内外反复循环，集聚凝练而成。
当年哈佛大学历史系东亚研究阵容强大的教授团体，形成了一种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即在阐述西方与东亚，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时，用“冲击—反应”模式来概括。强者冲击弱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这一思想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界。我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到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家中拜访这位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一起喝下午茶，他讲了很多，但也还是没有超出这个模式，只是比一般汉学者更多了一些对中国的理解和同情。
徐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明显地另辟蹊径。在他的笔下，强者的冲击引起弱者的反应是一种历史的表层。他指出，在做进一步的透视时，不能忽视弱者内部的历史力量。“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他将“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概括为三点。第一，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第二，“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他对第三点着力最多：“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讥讽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负担，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因此，“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
历史学家需要冷静和理性，历史学家也多有一腔激情，只是常常因为专业的需要深藏罢了。我对徐先生的内心深处的动力，常有好奇之心。那一定是超出常人之力。这力量驱使着他在海外几十年中，成年累月、独自孤寂地行走在极其浩瀚的历史档案、统计数字、文献材料之中。为了西方世界读者的理解方便，他甚至把中国和西方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也一一列出，终成一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巨著。徐先生在做这些工作时，经常外受变动中的中美关系的干扰，内受自身健康状况恶化的煎熬。这种境况，需要有内心强大的定力。究竟他的内心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我以为，这还是一种深藏于心的“文化观点”。
我在一九八○年春天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徐先生时，与这位长我二十多岁的学者有过一次深谈。他说，为什么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呢？主要是从几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有两个问题需要想。一是中国的“国格”（identity）是什么？这个“国格”，现在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还在继续探索；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思想，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行的。“identity”一词，后来多被翻译为“身份”、“个性”、“特性”。在全球多元文明激荡交融的过程中, 这个被徐先生称之为“国格”的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就在二○○五年徐先生去世之前，他的哈佛校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都提出了“我们是谁？”这个美国式的自我拷问。如借用徐先生的话，那就是在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的眼里，美国人的“国格”都出了问题，这可是经济全球化大历史进程中的一道新人文景观。
从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到我后来去加州伯克利大学两年访学期间，我和徐先生以及他的夫人杜乐思博士有过多次面谈，或是我去地处南加州的圣-芭芭拉分校徐先生家中，或是他与夫人到旧金山湾区来开会时相聚。我几乎无数次地听他击案，或轻语，或长啸：“中国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一遍又一遍出现，如同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古今中外，尽在其中。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主要为西方读者写的教科书，它是通史而不是专题研究。不过我认为，在努力尽史家之责，通篇布局力求完整时，这部书还是有它的重点。这部中国近代史，在中外关系史上的着力描述中，透着一种很大气的融通和连贯。作者似乎对在晚清的危局中苦心支撑，尤其是外交局面中惨淡经营的一批代表人物，有着一种“士人”式的理解。这种理解，尚不在描述他们内心如何坚守中国传统之道，而是强调他们面对的世局之难。在第十三章《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中，作者开始就点出：“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加紧扩张的时期。而这时欧洲正经历着‘物质的一代’，并受到民族主义、宗教狂热、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加紧了活动。”
对西方这“物质的一代”的张力和历史冲击力，徐中约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是他力图不断跟踪观察的重点。一九八五年我离开伯克利大学回到北京大学前夕，徐先生得知我要在北大开设“近代国际关系史”课程，就把自己从哈佛大学求学时开始珍藏的八本有关欧洲近代史的经典送给了我。他在每本书上都留下赠言和签名，说“欧洲外交史各书可作你将来开课之用，使我感觉间接在北大教书，亦甚高兴”。但是唯有兰格主编的欧洲通史中，由卡尔顿·海斯教授撰写的《物质的一代，一八七一——一九○○》（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一书，他却没有舍得把原版送我。记得他当时说，其他几本书，他已经读得烂熟于心，唯独这一本，写得非常精彩，总觉得还需要再读。他自己动手，给我复印了一本。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密切，随着在这种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的过程中各种新问题的出现，我深感徐先生当年有一种历史的大觉悟，即对西方“物质的一代”之本质与在不同阶段表现之特点，需要不断认识和深入研究。
“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首先就是外部世界之巨变。郭少棠序中点明：“过去二三百年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世界，替世界历史定位。这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的诠释，多少操控在西方领域之内。所谓汉学研究的缘起，实际也脱离不了西力东渐的大潮流。”讲中国近代史，必须说透中外关系史这一层。在“物质的一代”时代大背景下，中外关系最为危急的，是十九世纪后期陆续发生的中国周边边疆震荡。中华帝国上千年经营的朝贡体系分崩瓦解，西方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发展并逐步完善的国际关系体系随着坚船利炮呼啸而来。
有了对当时的世局和中国国内之局的双重了解，徐先生在谋篇布局中，也就当略则略，需详则详。如他介绍美国公使蒲安臣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向清廷总理衙门推荐丁韪良翻译的《万国法》时，专门写了一段插曲。普鲁士公使于一八六四年乘战舰抵达中国大沽口，扣押了三艘丹麦商船。当时普鲁士正与丹麦交战。总理衙门依仗新获得的国际法知识，抗议这种将欧洲的争端扩大到中国和中国的“内水”，普鲁士公使不得不释放商船，并支付一千五百美元的赔偿金。徐中约评说：“运用这种新的知识并辅之以其他一些外交现代化举措，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整个十年中，设法维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关系，从而得到了一段迫切需要的喘息时机，以实施其自强规划。”不过，用刚学到的一点国际法知识解决一个发生在大沽口涉外事件的局部例子，并不足以说明晚清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之险和内部环境之恶。在详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伊犁危机并一八八一年曾纪泽代表清廷签订《圣彼得堡条约》之后，徐中约做出了两个力透纸背的史家判断。一是新疆的地位。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中国强盛时候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接受左宗棠的建议，于一八八四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骁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革新，建立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另一个判断是，虽然在第一线与沙俄政府进行艰苦外交谈判，反复折冲，最后收回伊犁的曾纪泽警告国人不要自满、盲目乐观和傲慢，“但是那些不负责任妄发清议的士子文人却更加相信，这次胜利是来自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因而过分地自信他们有能力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难题”。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局部胜利导致了国内清流党的兴起。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补偿这种对世事的无知。空谈误国。
将世界大环境和中国内部环境打通了写，是“文化观点”升华之后的又一境界。要对付“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的挑战，必须要有这个大格局。二○○一年一月，《中国近代史》中文版面世之时，徐中约在美国加州圣-芭芭拉的面向太平洋的家中写下了以下文字：“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二十一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今日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改革提升人民素质，并同时推动工业、科技及资讯等三方面革命，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届时中国亦可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而在英文版第六版的序言中，他收笔之言是：“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
写于二○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